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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5月31日 星期二

網誌格式更新

把反應改成有道理/喜歡 沒道理/不喜歡 和看不懂囉(原來的反應票數被洗掉了)
如果你覺得我的文章言之有理有趣或很不錯就選第一個,反之就選第二個囉
如果連看都看不懂,就選第三個啦!

2011年5月29日 星期日

十二年國教討論─免試所導致的高職毀滅

標題的高職毀滅或許只是單純的危言聳聽,其主要功能是吸引你點進來看這篇文章,順便幫格主我衝衝人氣XD

回到正題,以目前台灣的國中升高中趨勢來說,高中是個比高職還要搶手的環境(學生我不確定,但家長確實如此),而目前的教育制度中,我們依靠基測來幫我們分流,一部分的人進入高中,而另一部份的人進入技職體系。

如果我們取消免試且不以其他分流體系取代*1的話,很可能面臨的結果會是:
一群想要自己小孩子上高中的家長瘋狂的把小孩塞進去,而被台灣教育體制摧殘得沒什麼未來人生想法的小孩也乖乖去念。

這樣的情形會造成什麼樣的後果?
依據教育部在十二年國教公聽會手冊裡提到的,99~97年的高中職在學生高中生所佔比例人數分別為53.9%、53.2%與52.5%,人數分別為406316、403183、400642,而高中高職生的總數和為752879、757791、763156。這三年來比例呈現微幅下降的趨勢。(公聽會上官員跟我說高中高職比為40%:60%,我不知道這數據是哪來的,他也沒有對我說明)

但請注意,我們的在學生人數是攀升的,以台灣目前偏低的生育率來說,為什麼學生人數總和會攀升?我個人提出的解釋為,部分進入高中的人發現自己與高中的環境是適應不良的,因此轉入了技職體系。

在取消免試之後,很可能導致的後果為高職的一年級招生比率人數大減,造成了台灣高中那不健康的高中高職人數比更加惡化(請恭賀我們那些認為升學主義王道的家長),而且,上段中所提到的高中適應不良的人數可能會大幅攀升,我並不樂見這種情況。

註:
       1.  目前看到的教育部提出的可能可以取代考試的分流方案是採計在校的某些成績,例如只看英文科的表現,或是三年來段考的成績選擇幾次最好的來當作依據,分成最多五個等第的方式來抽籤。
舉個例子:如果某校招生600,報名人數1200,依照上述方式分成五個等第後,假設A等500人、B等300人、C等100人、D等200人、E等100人,則A等全部錄取,B等300人抽籤選取100人。
我不認為這種方式是可行的,因為在校成績所受到因為各校或各老師標準不一的影響很大,我不覺得這種入學方式可行且公平的,甚至可能會導致如北星計劃執行時,家長和老師斤斤計較分數與考試方法,或同學每次段考與小考都要非常認真的準備等等諸多比基測增加更多壓力的弊害。

2011年5月27日 星期五

十二年國教討論─免試如何減輕國中學生壓力?

對於那些支持十二年國教中應該採取免試方案的人而言,減輕學生壓力大概算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得利,他們主張:「由於少了國中升高中的考試,所以學生可以免除不少壓力。」

我不認為事情有這麼樂觀,因為
a.以目前的國中生來說,七點半算遲到,五點放學,一天待在學校的時間仍然有九個半小時,回家還得寫作業。基本上,我不覺得這種生活壓力能夠因為少了一次獲兩次考試而小到哪裡去

b.對於那些在意小孩功課的家長來說,我不覺得少了升高中的入學考試可以讓他們放棄對於小孩功課與成績的堅持(事實上,就算是台北市,公布同一個班上學生校排名與成績的學校似乎仍是不少)

c.國小升國中也沒有要考試,但我知道國小國中都有不少的安親班、才藝班與補習班(不見得是課業內補習),我覺得我們沒什麼理由期待一但不用考高中,這些東西會減少或消失(課業內補習班或許會減少,但安親班、才藝班或其他的補習班呢?我不認為這些東西會隨著不用考高中而減少,甚至可能會因為少了需要補課內課業的時間而增加)

2011年5月26日 星期四

我需要你用力鞭笞我的想法─有關十二年國教


在星期六要去參加台北場的公聽會了~
希望在那之前有人可以嘴砲一下我的看法。

我所主張的十二年國教可能帶來的改變:
(a)高職被消滅
(b)或許的、可能的因為不用考高中而帶來的壓力減輕
(c)只有有錢人有能力選擇他們小孩的教育環境,你活該生在窮鄉僻壤就去吃屎吧
(d)或許的、可能的高中生素質下降
(e)自由開放的前段學校社團活動被消滅
(f)城鄉差距拉大
(g)學費變便宜了
(h)家長壓力變大

abcdefh連鎖、g獨立存在
意思是說,為了得到b的好處,我們可能得付出acdefh的弊害

那樣還不如只保留g就好了...

2011年5月25日 星期三

犯罪率、嚇阻力、拯救人命做為支持死刑的困難

對於眾多支持死刑的理由來說,遏止犯罪、拯救人命是其中少數有腦且可能具有正當性說法了。

在這類的說法中,他們的想法通常可以簡化為:

a. 「如果死刑被廢除了,那麼將會有更多的人受到傷害或死於暴力犯罪之中。」

b. 「死刑是用來防治犯罪用的,他能夠有效的嚇阻犯罪。」



若要使得a、b點可以成為支持死刑的理由,我們或許需要參考廢除死刑前後的犯罪率(故意殺人)

另外一種方式會是對比兩個環境相似而一個有廢死另一個沒廢死的地區,觀察廢死是否會造成額外的犯罪率波動。

對於a、b點而言,參考這些圖表除了證明他們所說的為真之外,還可以看出為了執行這二點所欲達成的目的時,我們耗費了多少人命的成本。

(譬如說,如果為了保護一個受害者的性命而要犧牲一個暴力犯罪者的性命或許是可以接受的,但當人數比從1:1提升到1:10甚至或1:100的時候,我猜大部份的人可能會較難給出肯定的答案)。





下面的圖表是紐西蘭、加拿大、法國的故意殺人犯罪率

法國於1981年廢除死刑,最後執行為1971年(法國於1994年修改法律,導致之前沒被計入的殺人罪被列入)

紐西蘭於1989年廢除死刑,加拿大則於1975年達到最高峰後、由廢死的同一年開始下降



(資料來自維基http://en.wikipedia.org/wiki/List_of_countries_by_intentional_homicide_rate_to_1999

http://en.wikipedia.org/wiki/List_of_countries_by_intentional_homicide_rate#cite_note-un9-40



下圖是美國與加拿大之間的犯罪率關係,虛線為美國、實線為加拿大

下面這張則是美國廢死與未廢死州的犯罪率關聯,犯罪率波動與上圖一樣,幾乎是一致的 


(二張圖接出自

John J. Donohue and Justin Wolfers (2005), “Uses and abuses of empirical evidence in the death penalty debate” Stanford Law Review Vol. 58:791-846

http://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870312



也就是說,從這些資料裡,我們很難看出死刑與故意殺人犯罪率之間有什麼關聯。



當然,有些人可能會反駁:

「就算一個國家廢死之後犯罪率沒有看得見的波動,也不代表死刑沒有嚇阻力,因為一個國家再廢死之前必定會先有一段時間不執行死刑,而備而不用的死刑是沒有嚇阻力的。」

關於這點,我想我們可以從觀察廢除死刑與停止執行死刑年份極短的國家、暫停執行死刑、暫停執行死刑後又恢復執行的國家。

下面是日本、英國的犯罪率,大家可以試著猜猜看英國、日本什麼時候停止或法律廢除死刑,而日本大約又是在什麼時候恢復執行的。 

(資料來自維基百科

http://en.wikipedia.org/wiki/List_of_countries_by_intentional_homicide_rate_to_1999



日本於1993年恢復停止執行4年的死刑。

英國於1965年廢死 1964年最後一次執行(本資料似乎於1989年後將整個英格蘭、威爾士與北愛爾蘭的資料算在一起)

而在英國與日本也找不到與死刑有關的犯罪率上升的狀況,日本恢復執行死刑之後犯罪率有一陣子甚至還上升了。

另外,台灣曾經暫停執行過死刑,或許可以當作擁有"備而不用的死刑"的國家來觀察。

請原諒我懶惰將每年的件數與人數換成犯罪率或犯罪人口率,但由於台灣總人口數的變動都是在1/23內,而這些數值每年的變化量都超過這個數值,故仍可以由圖中折線觀察整體故意殺人犯罪情形 


(資料來自警政統計重要參考指標 
http://www.npa.gov.tw/NPAGip/wSite/ct?xItem=40930&ctNode=12596&mp=1
、清華大學生命科學系的某投影片
http://life.nthu.edu.tw/~labprl/2009fall/06.ppt
)

台於2001年法務部長陳定南宣示三年內廢除死刑、2002年懲治盜匪條例廢止、2005年起暫停執行死刑、2010年恢復執行死刑


不論是從哪種資料來看,均難以看出死刑與治安的關連,亦即是說,在政府有義務採取對人民最小侵害方案的原則之下(見比例原則@),以其他方式取代死刑似乎會是必要的。



參考資料

維基百科
http://en.wikipedia.org/wiki/List_of_countries_by_intentional_homicide_rate#cite_note-un9-40
http://en.wikipedia.org/wiki/List_of_countries_by_intentional_homicide_rate_to_1999

台灣警政署
http://www.npa.gov.tw/NPAGip/wSite/ct?xItem=40930&ctNode=12596&mp=1

清華大學生命科學系的某投影片
http://life.nthu.edu.tw/~labprl/2009fall/06.ppt

John J. Donohue and Justin Wolfers (2005), “Uses and abuses of empirical evidence in the death penalty debate” Stanford Law Review Vol. 58:791-846
http://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870312

2011年5月21日 星期六

被害者的人權在哪?死刑上的假兩難推理


陸正父:憑什麼廢死?更新日期:2011/05/13 12:04(中央社記者賴又嘉台北13日電)國際特赦組織今天批評台灣恢復執行死刑是人權倒退,要求廢除死刑。為兒子陸正遭撕票案奔走多年的陸晉德不滿人權組織以人權名義要求廢死,他反問,「那被害者的人權在哪裡」?http://tw.news.yahoo.com/article/url/d/a/110513/5/2rgy7.html

所謂的假兩難推理(False dilemma),是指提出了兩個選項,並且製造出這二個選項是惟二的情形。也就是說,這個邏輯謬誤是錯誤的運用了ˇ(OR、或)這個邏輯算符

譬如說:「你要嘛支持我們,要嘛就是支持恐怖份子」

這種說法宣稱了你只能在我們獲恐怖份子之間做選擇,但事實上,我可能可以既不支持你們,也不支持恐怖份子。

這種謬誤也有可能以三個或更多個選項的方式出現。

而所謂的人權則是做為一個人理所當然應該享有的權利,譬如說自由、生命、財產上的權利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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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關死刑的討論中,這種形式的謬誤常常以引用文章寫的那種方式出現,他們的宣稱大概長這樣:「如果加害人有人權,那被害者的人權呢?」

這種說法宣稱了我們只能在加害者的人權與被害者的人權之間做出選擇,要嘛你只能選擇支持死刑和被害者,要嘛你就是反死刑且不顧被害人的混蛋。

但事實上我們只能再這二者之間做出選擇嗎?事實上,沒有任何一種刑罰可以維護那些已被侵害的人的人權(把人關起來並不會讓已經造成的傷害消失),要證成反對死刑就是不顧受害者的人權其實是有相當的難度的,應該說,幾乎不可能達成

當然,我相信這樣宣稱的人可能會說:「我們說的人權是那些潛在的被害者的人權,如果你不支持死刑,你就是不重視那些潛在被害者的人權。」

這種宣稱是有可能為真的,但是要令這種宣稱為真,需要的是證明死刑與他的替代措施比起來可以救回更多且多到一定程度的人命。也就是說,我們可能得考量死刑與廢除死刑之間的犯罪率(故意殺人罪的犯罪率)與受害人人數等數值之後,才有辦法為這種說法帶來正當性。*1

PS

1.不過我相信這是不可能的,死刑與故意殺人罪的犯罪率事實上找不太到關聯,這點我會再另外寫一篇文章說明。

2011年5月4日 星期三

比例原則是什麼?

比例原則最初的思想來自於亞里斯多德,並且(似乎)於現代德國中最早被提出,它被用來檢視某些法律或行政上的侵權行為是否是正當的。基本上,做為一個民主國家,沒有任何一種法律或行政侵害,是可以在違背比例原則的狀況下取得正當性的。在現狀的使用下,它基本上會長這樣:

包含三項子原則,為
適當性(正當性)原則:採取之行動必須是有助於達成目的的措施,又稱「合目的性原則」。
必要性原則:如果有多種措施均可達成目的,國家應採取對人民侵害最小者,又稱「侵害最小原則」或「最小侵害原則」。
狹義比例(衡量性)原則:國家所採取的手段所造成人民基本權利的侵害和所欲達成之目的的獲利不應差距過大,換句話來說,不能為了達成很小的目的而使人民受到過大的損失,又稱「平衡原則」。亦即,合法的手段和合法的目的之間存在的損害比例必須相當。


比例原則適用上可能遇到的問題
就像所有以效益做為衡量標準的想法一樣,比例原則也會遇到如何將各種不同性質的東西如何比較的問題。在最初的功利主義裡,所謂的效益是以滿足(達到幸福與快樂)的程度作為標準,或者會把各種東西換算成金錢之後再進行比較。
但這些方式並非是無爭議的,這些方式遭到了許多有力的批判,諸如生命是否得以以金錢作為衡量,以及夠多的快樂(或效益)是否可以作為支持使他人痛苦的理由(過度的基本權利侵犯)之類的(打個比方來說,如果這種衡量的方式是正確的,那麼犧牲一點點的基督徒去餵獅子以取悅一大群羅馬人也會是正確的,但這些東西似乎並不符合我們大多數人的直覺)。
為了盡可能的避免這些爭議與批判,在使用這個原則的時候,我可能會盡量使狀況被簡化,或者是盡可能以具有相同且最高價值(或者說最應該被重視的)的物件作為比較的標準,舉個例子來說,如果執行死刑的目的是為了保護更多人的生命不受到侵害,那麼再執行與不執行之間的比較標準即是哪一個方案能夠拯救更多的人命,換句話來說,就是哪個方案會造成比較少的人死亡,我們就應該採取哪個方案。

我對於社會議題的基本立場

這篇是來自於我正在進行中的專題@
之所以會把它拆開來,在於那文章實在太長了,而且不見得所有的部分都是大家想會讀的
所以就把這個部分移來這裡囉


對於任何一個社會議題,我所支持的一方式應該遵守這些概念與原則的

一、   基本概念與原則
基本概念與原則的定義與應用範圍
在這邊的基本概念與原則,是我在處理大部分的政治或法律議題(尤其是會使人的各種基本權利受到侵害時)所會使用的原則。我認為,對於任何會使某些個體或族群權益受損的政策,皆必須為正義的、合理的(the reasonable)且符合理性(the rational*(註1.)的。換句話來說,在我們打算製造任何不公平與侵害之前,我們必須把主觀上的宗教理念、道德與善做為原因的可能性給排除,而且這些侵害與不公平必須是符合正義*(註2.)的。
正義
這裡所使用的正義,是以社會與體制應該平等的照顧每個人作為原則出發的。也就是說,任何一種嗜好、欲望與成功的機會,都應該在不損於人與人之間彼此互利的可能、作為人所享有的平等與普及的基本權利和平等與普及的做為人所享有的追求所欲的機會下或得平等的照顧。這種想法可以簡化為下面的這二種原則:
『(一)每一個人對於平等的基本自由之充分相適的規制(scheme)都擁有相同的不可剝奪的權利,而這種規體制與適於所有人的同樣的自由規制是相容的;以及
(二)社會和經濟的不平等應該滿足兩個條件:第一,他們所從屬的職缺和地位應該在公平的機會平等條件下對所有人開放;第二,他們應該讓社會之最不利成員獲得最大好處(差異原則)。(作為公平的正義:正義新論 約翰‧羅爾斯著 姚大志譯 (Justice as Fairness: a restatemaent  by John Rawls )中譯本第二部份13.1節 p.53)

於這二個原則中,第一原則應該優先於第二原則,而第二原則中的第一項應該優於第二項。
簡而言之,第一項原則闡述了某個人都應該擁有相同且平等的不可剝奪的某些基本權利和自由,而第二原則則確保每個人有平等的機會和或得平等的利益分配。
為了使侵害與不公平是正義的,下面這些原則將會是政府或體制欲造成侵害時的必要條件。(請注意,是必要條件而非充分條件。意即為,就算滿足了這些條件,侵權行為仍不見得是被容許的,但沒有滿足這些條件的侵權行為是絕對不被允許的。) 

基本權利
為了使正義能夠被貫徹,下面這些權利極有可能是不可被剝奪的,至少在無助於減少這些基本權利被侵害、沒有提供相當的補償的或違反正義兩原則的狀況下,是必定不可被剝奪的(譬如說,如果把人關進監獄裡無助於減少整體犯罪的發生,那麼把人關進監獄裡即是不正當的):
  1. 各種自由,包括思想自由、良心自由、言論自由、政治自由、結社自由、『由人的自由和健全(生理和心理上的)所規定的權利和自由、由法制所涵蓋的權利和自由以及和能夠充分使用與發展兩種道德能力*(註3.)的自由』(作為公平的正義:正義新論 約翰‧羅爾斯著 姚大志譯(Justice as Fairness: a restatemaent  by John Rawls )中譯本第二部份13.3、13.4、17.2節 p.55、p.56、p.69、p.70) 
  2. 在符合正義原則的前提下,處分並享有自己的財產的權利。 
  3. 對於正當期望下的應得利益的保障。 
  4. 生存、安全與維持生活的權利
  5. 在不違背第4.點以及生理和心理皆健全的狀況下,充分運用第1.點和第2.點的權利的權利與能力。
  6. 在基本權利上,每個人都應該在正義原則之下獲得平等與相同的尊重和保障

比例原則
包含三項子原則,為
適當性(正當性)原則:採取之行動必須是有助於達成目的的措施,又稱「合目的性原則」。
必要性原則:如果有多種措施均可達成目的,國家應採取對人民侵害最小者,又稱「侵害最小原則」或「最小侵害原則」。
狹義比例(衡量性)原則:國家所採取的手段所造成人民基本權利的侵害和所欲達成之目的的獲利不應差距過大,換句話來說,不能為了達成很小的目的而使人民受到過大的損失,又稱「平衡原則」。亦即,合法的手段和合法的目的之間存在的損害比例必須相當。
比例原則適用上可能遇到的問題
就像所有以效益做為衡量標準的想法一樣,比例原則也會遇到如何將各種不同性質的東西如何比較的問題。在最初的功利主義裡,所謂的效益是以滿足(達到幸福與快樂)的程度作為標準,或者會把各種東西換算成金錢之後再進行比較。
但這些方式並非是無爭議的,這些方式遭到了許多有力的批判,諸如生命是否得以以金錢作為衡量,以及夠多的快樂(或效益)是否可以作為支持使他人痛苦的理由(過度的基本權利侵犯)之類的(打個比方來說,如果這種衡量的方式是正確的,那麼犧牲一點點的基督徒去餵獅子以取悅一大群羅馬人也會是正確的,但這些東西似乎並不符合我們大多數人的直覺)。
為了盡可能的避免這些爭議與批判,在使用這個原則的時候,我可能會盡量使狀況被簡化,或者是盡可能以具有相同且最高價值(或者說最應該被重視的)的物件作為比較的標準,舉個例子來說,如果執行死刑的目的是為了保護更多人的生命不受到侵害,那麼再執行與不執行之間的比較標準即是哪一個方案能夠拯救更多的人命,換句話來說,就是哪個方案會造成比較少的人死亡,我們就應該採取哪個方案。

所被容許的不平等與侵害
為了使侵害能夠是正義的,除了基本權利與比例原則外,我們或許還應該更嚴格的檢視任何侵權行為的任何要素,試圖在可能的情形下判斷他是否符合正義的兩個原則,以及這種侵權行為的動機。當侵權行為的執行或支持者懷有違反正義二原則,以及為了維持那些原則所衍伸出的原則與權利的想法的時候,我相信我們有相當充足的理由懷疑他為了侵權行為所提出的辯護理由或數據的正確性。
當然,這並不是說一個符合正義的行為或符合正義的侵權行為,被一個心懷不軌的人所支持的時候,我們應該反對它,而是說,對於那些極有可能將不合理的事物合理化的人,我們有必要對期提高警覺,甚至是以苛求的角度來質疑他的說法。

道德與善的介入不可
這裡所指的道德與善,指的是獨立於正義和理性以外的價值信念與偏好,他可能是由於人所受到的後天環境的影響,或先天上的需求不同而造成的。他可能包括了個人的喜好、宗教信仰和倫理道德,甚至有可能是個人用來支持公平與正義的理由。


註釋
 1.如同在<作為公平的正義:正義新論>裡羅爾斯所提到的,我亦將這二個詞的意思區分開來,前者指的是一種在符合平等的合作原則或協議前提下的期待,而後者則是得到符合在某些前提之下,做出合理判斷的能力。使用在<正義新論>裡的例子來說,當一個人準備在符合自己的利益的狀況下,違背某個並非不公的契約、協定或買賣,我們會說這個行為或想法是不合理的,但並非不理性的。(可參考哲學雞蛋糕,「理性的撒旦」這篇文章)

2.我對於正義的想法,是一種合理的社會體制、概念、規範、行為與價值所形成的集合(正是你在數學課裡頭痛的那種集合)。如果你問:「正義是什麼?」,對於我來說,你的問題和:「對於一個願意合理的讓公民享有自由和平等權利的民主社會來說(對我而言,獨裁社會沒有正義可言,儘管在明君的治理下,它極有可能達到與再正義原則充分被實現的民主社會裡相似的景象。),什麼樣的體制、概念、規範、行為與價值是最合適的?」是等價的。
請注意,雖然我們說對於一個這樣的社會而言,是存在著最合適的價值、行為與概念的,但這並不表示我們不允許每個人擁有自己的良心與思想自由,而是說:「為了維護這樣的一個社會,哪些價值、行為、體制、規範與概念是必要的?」
也就是說,我們不應該禁止反對這些社會繼續存在的意見,但這並不表示這些意見可以被納入社會規範或體制之中。而對於那些必要的要件以外的思想與價值,我們並不會在規範之中對其作出限制。


3.第一種道德能力是擁有正義感(sense of justice)的能力:他是理解、應用和踐行(而不僅僅是服從)政治正義原則的能力,而這些政治正義原則規定了公平的社會合作條款。
第二種道德能力是擁有善觀念(conception of the good)的能力,:他是擁有、修正和理性的追求善觀念的能力。這樣一種善觀念是由各種終極目的和目標組成的有序族序,而這些終極目的和目標規定了一個人在其人生中被當作最有價值的東西,或者被視為最有意義的東西。這樣一種觀念的要素通常是在某種整全性的宗教、哲學或道德學說之內建立起來並加以解釋的,而各式各樣的目的和護標則依據這些整全性的宗教、哲學和道德學說被組織起來和加以理解。
(作為公平的正義:正義新論 約翰‧羅爾斯著 姚大志譯(Justice as Fairness: a restatemaent  by John Rawls )中譯本第一部份第7.1 p.21